先向蒙古人走私，后来又是鞑虏，晋商干得是轻车熟路。 没错，应该就是这样。 晋商贿赂边将，胆大妄为地将盐铁粮布运给大明的敌人。 然后，从蒙古人和鞑虏手中，换取他们劫掠而来的财物。 这是一条畸形而血腥的贸易链。 卖国商人赚到的每个铜板，可能都染着大明子民，也就是他们同胞的鲜血。 除了走私禁货，这些卖国商人可能还向敌人提供情报、充当内应。 以清军数次入关劫掠为例，他们都能准确把握时机与避开重兵的路线。 这肯定不是偶然，还有不少坚城，被内奸主动打开了城门。 国家、民族、同胞，在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眼中，什么也不是。 发展工商，是朱翊钧确定的经济发展大政方针。 但不包括那些自己疯狂敛财，却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危害的奸商。 特别是官商，朱翊钧是肯定要给予强力打击抑制的。 而张四维则是官商的代表，家族的庞大财力，与其仕途息息相关。 他也因为不时馈送朝臣，屡受弹劾。 张四维还与武清伯李伟攀附山西老乡，结为奥援。 而且，张四维还不惜钱财，暗中与冯保交结，遭到过张居正的斥责。 那么，张四维花费如此多的钱财，得到了什么呢？ 调查张四维的亲属，便能看出他反哺家族也是尽心尽力。 张四维的二弟，做到了军都督府佥事； 三弟捐钱，做到了龙虎卫指挥佥事； 四弟入州学，五弟入太学。 这些人通过张四维谋求了官职，也拥有了政治地位。 从长远看，这对其家族以后的行商发展，必将产生巨大的助力和影响。 而且，这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家族。 王崇古的大姐嫁给晋商沈家，二姐嫁盐商，堂妹嫁晋商，都是当地的商贾豪门。 王崇古的女儿则嫁给了同乡，兵部尚书杨博之子。 张四维的外公、姑父、姨夫都是晋商中有名的巨富，三弟、四弟、五弟的岳家都是本地大商人。 张四维的两个儿子，分别娶的是同乡兵部尚书杨博的两个孙女。 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文渊阁大学士马自强之子，以及参政之子，右通政之子。 巧合的是，马自强的弟弟也是一个晋商。 朝中有官，经商又能拿到暴利产业。 此时的晋商，差不多形成了靠血缘和姻亲结成的地域性的利益大联盟。 而朝堂上的晋籍官员也很多，形成了相当大的势力。 “小偷针，大偷金。” 尽管晋商可能还没有大的劣迹，但朱翊钧必须对其进行打压。 至少，官商勾结，是他所厌恶，且影响正常经济发展，肯定要进行不断削离的。 “无辜嘛，朕可不这么认为。” 朱翊钧的心思已经不在手中的文件上，看着也是走马观花。 “倒张，没想到吧？倒的不是这个张，而是那个张。” “就算是杀鸡儆猴，震慑其他奸商，张四维家族也是极好的目标。” “当然，能抄到不菲的钱财，也能加快实现朕的计划。” “都说山西老抠能聚财，晋商之富更是甲于全国，可大同却因粮饷不足闹兵变。” “虽然责任不全在于晋商，但明清山西历来是贪腐重地，却与晋商脱不了关系。” 朱翊钧放下了文件，已经抛下了最后一丝的犹豫和怜悯。 晋商在明末通敌卖国时，那些守关边将呢？ 没有他们的默许和配合，鞑虏所需的物资，怎么能运出去？ 如果任由晋商象现在这样继续发展，也是在任由他们腐蚀山西的军政，早晚会糜烂不堪。 “好吧，朕说实话，找这么多借口，就是想抄家抢银子，咋滴吧？” 朱翊钧自嘲地笑了笑，命陈矩退下。 他从案下拿出了几枚金币银币，把玩着，欣赏着，又犯起了寻思。 明代初期，明代大力推行纸币。 小额贸易只许使用铜钱，而大额贸易就得用大明宝钞，金银是完全禁止流通的。 宣德之后，银币偶有可以使用的情况，但经常又会有禁用的情况发生。 到了隆庆年间，朝廷“令民间货币值银一钱以上，银钱兼使，一钱以下，只许用钱”。 这就彻底承认了宝钞的失败和白银的合法化！ 但明代使用以银锭为主，银币使用较少！ 朱翊钧拿出的银币有“隆庆年造”背四钱银钱，后世极为珍惜，收藏家视为珍宝。 其实，内廷银作局经常会铸造金银币，但都是皇家作为赏赐所用。 “过于精美，成本太高。” 朱翊钧轻轻摇头，对银币作出了评价。 为了方便批量打磨，明朝自铸造的银币也是方孔，与铜钱一样。 而在当时的世界上，机制币还没有出现，可能还要将近百年。 他这里还有两枚欧洲的银元，应该是西班牙“本洋”。 可以看出，“本洋”也是手工打制，做工比较粗糙。 朱翊钧一直纳闷明朝为何不铸造金银货币，而是用笨重的银锭。 如果有了银制的主币和辅币，岂不是更方便携带和使用？ 也不用拿着碎银消费，商家还要用戥子和银剪子来找零。 更主要的是杜绝了火耗这一贪腐手段，减轻老百姓的负担。 火耗就起于明代万历年间，指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时的折耗。 张居正推行“一条鞭法”，赋税一律征银上交国库，这才有了火耗。 其实，火耗就是官员们在“一条鞭法”实施中，利益受损后的又一花招。 一条鞭法简化了收税的制度，从中可以尽量减少官员们做手脚的空间。 官员们日子不好过了，那怎么得了？ 于是，他们就想到了火耗。 碎银重熔铸银锭，肯定会有损耗。 那么在收税的时候，当然要把这些损耗给补上来。 朝廷一想，也对呀，是这么回事，那就批准吧！ 得到朝廷的批准文件，官员们就有了合法的名义来征收火耗。 本来火耗是一钱，他们向朝廷报的也是一钱。 但实际上，火耗收到两三钱，已经算是有良心。 收到四五钱，老百姓也得受着。 因此，征税时加征的“火耗”大于实际“火耗”，差额就都进了官员的腰包。 所谓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不外如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