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帝国庞大的官僚机器在武则天的意志下高效运转，朝堂之上“垂帘听政”成为常态之际，另一套更为隐秘、却也更为核心的决策支持系统，正在大明宫深处的北门——也就是宫城后门，玄武门附近——悄然运作，日益繁忙。这里，便是“北门学士”们日常当值、议政、草诏之所，一个名义上隶属于弘文馆或秘书省，实则直接听命于皇后武则天，独立于三省六部常规体系之外的“内朝”雏形。 北门学士的设立，并非一朝一夕。早在数年前，武则天为辅助李治处理政务，便已开始招揽文采出众、学识渊博的文人学士，如元万顷、刘祎之、范履冰、苗神客等人，命他们出入禁中，参与奏议，起草诏敕。彼时，他们更多是充当皇帝的文学侍从和顾问。而随着李治风疾日益沉重，武则天全面摄政，北门学士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。他们不再仅仅是顾问或秘书，而是逐渐成为武则天最重要的决策智囊团、政策研究室和私人秘书班子。 之所以选择北门（玄武门）附近，原因颇多。此处靠近后宫，方便武则天随时召见；位置相对僻静，远离前朝喧嚣，便于机密议事；且由皇帝亲信禁军把守，安全无虞。一间原本用于存放典籍的偏殿被腾出，略加改造，便成了北门学士的“政事堂”。殿内陈设简单，却堆满了从秘书省、弘文馆乃至各部调来的典籍、档案、图册，以及各地上报的奏疏副本、历年统计文书。空气中常年弥漫着墨香与旧纸的气息。 这一日午后，当外朝官员们结束上午的忙碌，各自回衙署或归家时，北门学士的值房内，却正是灯火通明，讨论热烈之时。 武则天并未坐在高高的御座或帘幕之后，而是坐在一张宽大的书案后首，面前摊开着数份文书。她今日未着繁复朝服，只一身鹅黄色常服，发髻轻绾，更显利落。下首左右，坐着元万顷、刘祎之、范履冰、苗神客，以及新近被选拔加入的著作佐郎周思茂、太子文学胡楚宾等，总计七八人。这些人官职普遍不高，多在五六品之间，但无一不是饱学之士，或精于经史，或熟稔律法，或长于文章，更关键的是，他们相对年轻，锐意进取，且对武则天这位不拘一格提拔他们、给予他们参与核心机要机会的皇后，抱有知遇之恩和忠诚。 “今日召诸卿来，是议一议这“土断”与“括户”之事。”武则天开门见山，将手中一份奏疏递给身旁的元万顷，示意他传给众人阅览。“此乃御史中丞崔谧所上密奏。言及关东、河北等地，自隋末战乱、本朝初定以来，户籍紊乱，隐户众多。豪强地主兼并土地，荫庇人口，逃避赋税，朝廷课户日减，而租庸调之入，多赖自耕小民，民力困竭。长此以往，非但国库空虚，更恐生民变。” 众人传阅着奏疏，面色都凝重起来。这“土断”（厘定土地权属，核定户籍）与“括户”（清查隐漏人口）乃是历代王朝都试图推行，却又往往阻力重重、难以彻底的两大难题，牵涉利益盘根错节，尤其是那些地方豪强、世家大族。 刘祎之率先开口，他性格较为持重：“殿下，崔中丞所言，确是实情。然此事积弊已久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豪强地主，多与朝中权贵、地方官吏有千丝万缕联系。强行推行，恐激起强烈反弹，甚至激起民变——那些被荫庇的客户、部曲，未必愿意脱离豪强，重新成为国家编户，承担赋役。” 范履冰则道：“刘兄所言有理。然此弊不除，国本动摇。依臣愚见，此事当行，但不可操之过急，更不可全面铺开。或可选一二试点，如河南道、河北道中，豪强势力相对薄弱、田亩隐漏尤为严重之州县，先行试点。派干员主持，徐徐图之。一则，可积累经验；二则，可观望各方反应；三则，即便有失，亦可控制影响。” “范学士所言，老成谋国。”苗神客接口，他心思更为缜密，“试点之外，还需在律法、政策上加以配合。比如，可适当降低新括之户初期的赋税额度，给予优待，吸引隐户自愿登录。对检举隐户、土地者，予以奖励。对阻挠土断、括户之地方豪强、胥吏，则需严惩。此谓“软硬兼施”。” 新加入的周思茂较为年轻，血气方刚，直言道：“诸位前辈所虑周详。然学生以为，此事关乎国朝财赋根本，拖延愈久，积弊愈深，尾大不掉。当以霹雳手段，方显菩萨心肠。可仿效前朝，制定严厉法令，限期自首，逾期严惩。豪强之势，再大，能大过朝廷王法？能强过禁军刀锋？” 他此言一出，几位年长的学士都微微蹙眉，觉得过于激进。武则天却听得仔细，不置可否，转而问一直沉吟不语的元万顷：“元卿，你精熟典故，前朝于土断、括户，有何成败得失可资借鉴？” 元万顷捋了捋短须，缓缓道：“殿下，历朝历代，行土断、括户者，成功者少，反复者多。西晋武帝时，曾行“占田制”、“课田制”，初有成效，然未能持久。北魏孝文帝行均田，成效显著，然赖其强力推行及迁都之机。本朝初年，亦曾数次括户，然或因战事，或因顾忌，皆未能彻底。究其根本，一在利益盘根错节，触动太大；二在法令虽严，执行不易，地方官吏往往与豪强勾结，敷衍了事；三在百姓困于豪强庇护，或畏惧赋役，或安于现状，主动配合者少。” 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故臣以为，欲行此事，需有三要。一曰“名正言顺”，需有充足理由，如上承天意（如灾异示警），下顺民心（如均平赋役），或借大典、祥瑞之机推行，减少阻力。二曰“准备周密”，需详定法令，细划章程，慎选官吏，备足钱粮，甚至预做军事威慑。三曰“循序渐进”，如范学士所言，可先试点，再推广，遇阻则缓，得势则进，不可希冀一蹴而就。” 武则天听得频频点头。北门学士们的讨论，从问题实质、现实困难，到历史经验、具体策略，各抒己见，虽偶有争执，但皆言之有物，且能互补。这远比外朝会议上，大臣们或瞻前顾后、或空谈道德、或囿于部门利益的议论，要深入和务实得多。 “诸卿所言，皆有其理。”她总结道，目光扫过众人，“土断、括户，势在必行，然确需慎之又慎。周思茂所言霹雳手段，是决心；范履冰、苗神客所言循序渐进、软硬兼施，是方法；元万顷所言名正言顺、准备周密，是前提。此事，可并行不悖。” 她略微思索，便开始下达指令：“刘祎之，你精于典章，着即收集整理自北魏至本朝所有关于田制、户籍、赋役之法令、诏书、案例，详加考辨，归纳得失，拟一份条陈，供本宫参详。” “范履冰，你心思缜密，着手草拟一份《劝农安民、清查隐漏诏》的草稿，主旨在于鼓励农桑、均平赋役、安辑流散，将括户之意蕴含其中，语气以抚慰、劝导为主，暂不言明严惩。” “苗神客，你与户部、吏部熟悉，设法调阅河南、河北两道近十年之户口、田亩、赋税档案，尤其是变化异常之州县，列出清单，圈定数处可作为试点之候选。” “元万顷，你总领此事。统筹诸卿所务，并留意朝野对此事之风声议论，尤其是世家大族、地方大员之态度，随时报我。” “周思茂、胡楚宾，”她看向两位年轻人，“你二人协助元卿，并多留意地方士子、寒门官员对此事之看法，收集相关议论、文章。此事关乎国本，亦关乎天下寒俊之前程，需知其心声。” 众人肃然领命，知道这又是一项重大且敏感的课题。皇后将此事交由他们秘密筹划，而非直接下旨交由外朝商议，显然是要先行研究透彻，掌握主动，待时机成熟，再以成熟方案推行，减少阻力。 布置完土断括户之事，武则天又拿出另一份文书，是关于修改《氏族志》的初步构想。唐初编纂的《氏族志》以关陇军事贵族和山东旧士族为核心，排列氏族高下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社会阶层，不利于寒门上升，也与武则天大力提拔寒门才俊的政策相悖。她有意重修，重新评定天下氏族，贬抑旧族，抬高新贵与当朝冠冕。 此议一出，北门学士们更加兴奋。这触及了门阀政治的根本，若能成功，其意义不亚于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。众人再次展开激烈讨论，从历史渊源、现实阻力、具体操作、可能后果等方面，进行了深入剖析。武则天同样认真听取，并不时发问或引导。 这样的会议，往往持续一两个时辰。有时是讨论具体的政策难题，如漕运改革、币制调整、边镇布防；有时是研究经史典故，为某项决策寻找理论依据；有时是分析官员奏疏，预判朝臣反应，拟定应对策略；有时则是为武则天起草重要的诏书、制诰、祭文，这些文章不仅要求文辞华美，更需符合政治需要，微言大义。 北门学士们凭借其学识和才华，为武则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智力支持。他们帮助她梳理庞杂的政务，提供专业的政策建议，起草具有高度政治技巧的文书，更在意识形态上为其执政提供合法性论证。他们就像是武则天的“外脑”，极大地弥补了她作为女性，在接触外朝信息和传统士人网络方面的某些不足，也让她能够绕过或制衡三省六部那些可能阳奉阴违的官僚机构。 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这种方式，武则天将一批有才干、有野心、且忠诚于自己的年轻文士，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，形成了一个独立于传统朝堂体系之外的决策核心。他们对她的忠诚，源于知遇之恩，也源于共同的政治理想（打击门阀、改革弊政、巩固皇权）。这种关系，比单纯的主仆或君臣更为牢固。 当夕阳西斜，会议结束时，武则天通常会留下元万顷或刘祎之，单独商议一些更为机密或敏感的事务。而其他学士，则会领了各自的任务，回到堆积如山的典籍档案中，继续查阅、整理、起草，常常工作到宫门下钥。 李瑾对北门学士的存在和作用心知肚明。他有时在紫宸殿议事，能明显感觉到武则天对某些复杂问题的准备异常充分，对反对意见的反击往往能引经据典、直指要害，这背后显然有北门学士的功劳。他并未感到威胁，反而认为这是一种必要的政治智慧。在皇帝病重、太子年幼、女主当国的特殊时期，一个高效、忠诚、相对独立的决策参谋机构，对维持朝局稳定、推动政务运行至关重要。只要这个机构不直接干涉军权，不触碰他的核心领域，他便乐见其成。他甚至有时会通过某些渠道，将自己对某些政务的看法，委婉地传递给北门学士中与他关系尚可的个别人，间接影响决策。 夜色渐深，北门学士值房的灯火依旧亮着。这里没有紫宸殿的庄严肃穆，没有朝堂上的唇枪舌剑，只有翻动书页的沙沙声，毛笔在纸上的书写声，以及偶尔低低的讨论声。但就是在这看似不起眼的偏殿里，一项项可能影响帝国未来走向的政策正在被仔细推敲，一份份将要颁行天下的诏敕正在被精心打磨。这里，是武则天除了帘幕后的御座之外，另一个真正掌控权力、塑造帝国的大脑所在。而“北门议政忙”的景象，也成为了这个特殊时期，大明宫内一道独特的、充满活力的风景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