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个月后。 卫生所的灯亮了一整夜。 梁文超站在手术台边，额头上全是汗。 台上躺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工人，右腿从膝盖往下血肉模糊，小腿骨折断成两截，白色的骨茬从皮肉里刺出来。 被原木压的。 码头卸货的时候，绑绳断了，几百斤重的红木原木滚下来，正好压在他的腿上。 送来的时候人已经昏过去了，失血太多，脸色惨白。 “止血钳。”梁文超伸出手。 旁边的助手把止血钳递过来。 助手叫阿卢，本地人，二十出头，以前在金边的诊所当过杂工，懂一点基本的医疗知识。 三个月前被招进来，跟着梁文超学。 他的手有点抖。 这种手术他是第一次见。 梁文超接过止血钳，夹住一根破裂的血管，动作快而准。 “纱布。” 阿卢递上纱布。 梁文超擦掉伤口周围的血，露出下面的创面。 情况比他想的还糟。 胫骨骨折，腓骨也断了，周围的肌肉和软组织损伤严重，血管有三处破裂。 如果是在正规医院，这种伤需要至少四个小时的手术，需要骨科、血管外科、整形外科的配合，需要术后ICU监护。 但这里是森莫港。 没有骨科专家，没有血管外科，没有ICU。 只有他，一个心胸外科出身的医生，和一个刚学了三个月的助手。 还有这间简陋的卫生所，设备是从地下室搬上来的，勉强能用。 “输血准备好了吗？” “准备好了，”阿卢说，“A型，两袋。” “先挂上一袋。” 阿卢转身去操作输血设备。 梁文超低下头，继续处理伤口。 他的手很稳。 三年没做过正经手术，但手感还在。 心胸外科的底子打得扎实，血管吻合、组织缝合，这些基本功不会忘。 骨科不是他的专业，但原理是相通的。 复位、固定、等待愈合。 他花了半个小时处理血管和软组织，又花了一个小时处理骨折。 没有钢板，没有髓内钉，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——外固定支架。 把断掉的骨头对齐，用钢针穿过皮肉固定住，外面再用支架锁死。 土办法，但管用。 “缝合。” 阿卢递上针线。 梁文超开始缝合伤口，一针一针，细致而耐心。 缝完最后一针，他直起腰，长出一口气。 手术台上的工人还在昏迷，但脸色比刚才好了一些，输进去的血开始起作用了。 梁文超看了一眼监护仪，心率稳定，血压在慢慢回升。 “腿保住了。”他说。 阿卢愣了一下，然后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。 “梁医生，太厉害了。” 梁文超没有接话。 他摘下手套，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里，走到水池边洗手。 水龙头的水很凉，冲在手上，把残留的血迹冲掉。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 短发，消瘦，眼窝还是有些深陷，但比几个月前好多了。 眼神也不一样了。 不再是那种疯癫的、厌世的眼神，而是平静的、专注的。 一个医生的眼神。 梁文超走出卫生所。 他站在门口，看着眼前的景象。 卫生所在半山腰，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港区。 和几个月前相比，这里完全变了样。 道路不再是坑坑洼洼的泥地，而是铺了碎石和水泥，平整结实。 码头扩建了，原来只有一个简易泊位，现在有三个，可以同时停靠好几艘船。 此刻，码头上停着两艘货船，船身斑驳，看起来有些年头了，但保养得不错。 那是老五跑红木的船。 仓库区也不一样了。 原来只有几间破旧的铁皮棚子，现在是三栋正规的仓库，灰色的墙，蓝色的顶，整齐地排列着。 围墙还是那么高，但岗亭多了，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，里面有人值守。 最大的变化是人。 几个月前，这里到处是拿着枪晃来晃去的人，空气里弥漫着紧张和暴力的气息。 现在不一样了。 工人们穿着统一的工作服，在码头和仓库之间来来往往，搬货、装车、卸船。 有人在喊号子，有人在指挥吊车，有人在清点货物。 忙碌，有秩序。 没有人拿着枪到处走，没有人大声争吵，没有那种随时可能出事的感觉。 梁文超看了一会儿，开始往山下走。 卫生所到码头有一段路，沿着新修的水泥路，大概要走十分钟。 他走得很慢，一边走一边看。 路边种了一些树，还很小，但已经冒出了绿芽。 有几栋新建的平房，是工人的宿舍，墙上刷着白漆，窗户是统一的蓝色。 远处的山坡上，那几栋别墅还在，但周围多了一些附属建筑，看起来像是办公室。 他记得几个月前第一次从地下室被带上来的时候，这里是一片废墟。 苏帕的指挥所被炸得只剩半边墙，到处是瓦砾和弹孔，空气里有火药和血的味道。 现在，废墟已经被清理干净了。 那个地下室的入口，也被填埋了。 “梁医生！” 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。 梁文超转过头，看到一个工人朝他挥手。 三十多岁，黝黑的皮肤，穿着沾满灰尘的工作服。 他认识这个人，上个月来卫生所看过病，肠胃炎，吃了几天药就好了。 “早啊。”工人笑着说，露出一口白牙。 梁文超点了点头。 “身体怎么样？” “好多了，好多了。”工人拍了拍肚子，“多亏梁医生的药，现在吃嘛嘛香。” 梁文超嗯了一声，继续往前走。 走了没几步，又有人和他打招呼。 “梁医生好。” “梁医生早。” “梁医生，我妈让我问您，上次开的药还要继续吃吗？” 梁文超一一回应，有的点头，有的简短回答几句。 他发现，这里的人都叫他“梁医生”。 不是“那个医生”，不是“卫生所的人”，而是“梁医生”。 带着一种尊敬，一种信任。 他想起三年前，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的时候，病人和家属也是这样叫他。 “梁医生”，“梁主任”，“梁教授”。 那时候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他是顶级专家，被尊敬是应该的。 然后他失去了一切。 妻子死了，女儿失踪了，他被关在地下室里当“园丁”，照顾那些等待被摘取器官的供体。 三年。 三年里，没有人叫他“梁医生”。 南亚的人叫他“老梁”，或者干脆不叫名字，就是“喂”。 他以为他这辈子都不会再被人叫“梁医生”了。 但现在，在这个柬埔寨的偏僻港口，在这些搬货、卸船、干粗活的工人嘴里，他又听到了这个称呼。 梁医生。 他走到码头边，停下脚步。 海风吹过来，带着咸腥味。 一艘货船正在卸货，吊车把一根根红木原木从船舱里吊起来，放到码头上。 工人们在下面忙碌，绑绳、指挥、清点。 有人看到他，朝他点了点头，然后继续干活。 没有人大惊小怪，没有人围上来，就是很自然的一个点头。 像是同事之间的招呼，像是邻居之间的问候。 像是正常生活里，正常人之间的正常交流。 梁文超站在那里，看着这一切。 他想起刚才的手术。 那个工人的腿保住了。 如果是在别的地方，在那些没有医生的“匪窝”，那条腿肯定保不住。 要么截肢，要么感染，要么失血过多死掉。 但在这里，在森莫港，他保住了。 因为这里有他。 一个医生。 一个真正的医生，不是被迫照顾供体的“园丁”，而是救人的医生。 海风继续吹着，吹乱了他的短发。 梁文超深吸一口气，转身往回走。 卫生所里还有病人要看，还有几个预约的复诊。 他有事情要做。 这是他现在的生活。 不算好，但也不算坏。 至少，他又是一个医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