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九章府试 李易微微皱眉，不是觉得题目难，而是在思考如何破题。 他前世接受过完整的现代学术训练，深知文章的“思想内核”往往比辞藻更重要。 “其行己也恭”——这是修身，是根本。“其事上也敬”——这是事君，是忠诚。 “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”——这是治国，是仁政与义理的统一。 四者层层递进，由己及人，由内而外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君子人格体系。 但问题是，孔子的这套论述，放在当下的大乾朝，是否还具有现实意义？ 李易想起了周道衡讲学时的那些话——大乾朝底层的凄惨现状，皇帝的弊政，文官集团的自私，既得利益者的顽固。 那些已经在朝堂上的官员们，有几个能做到“其养民也惠”？ 那些滥用民力的地方官，又有几个能做到“其使民也义”？ 他还是按照习惯的八股格式，提笔在草稿纸上写下了第一句话： “君子之德，备于身而后及于人，充于己而后被于众。” 这句话既符合八股破题“要言不烦、直捣题旨”的要求，又在无形中埋下了一个伏笔——德行的完备是“始”，惠及百姓才是“终”。 也就是说，一个真正的君子，不能只满足于个人的道德修养，必须将这种修养转化为对百姓的实际恩惠。 这个破题，比单纯的“圣人言君子之道有四”要深刻得多。 他继续往下写。在“起股”的部分，他将“恭”“敬”“惠”“义”四个字分别展开论述，每一股两句话，两两对偶，格式严整。 但到了“中股”——也就是八股文中最重要的议论部分——他的笔锋陡然一转，开始将孔子的论述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。 他写道：“今之为官者，其行己也恭乎？锦衣玉食，华舆高堂，与百姓之糠秕不完者，岂可谓恭？其事上也敬乎？阿谀逢迎，曲意承顺，以君父为货利之阶，岂可谓敬？其养民也惠乎？赋敛日重，徭役不息，鳏寡孤独弃于沟壑，岂可谓惠？其使民也义乎？春不得耕，秋不得获，以农时为徇私之资，岂可谓义？” 这一段写得极为大胆。 他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任何人，但字里行间的锋芒，几乎是在指着整个文官集团的鼻子骂。 锦衣玉食与百姓糠秕的对比，阿谀逢迎与以君父为货利之阶的揭露，赋敛徭役与鳏寡孤独的惨状。 农时被侵占的控诉——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刀，狠狠地刺进了这个时代的脓疮之中。 但他又极为聪明地没有让自己陷入“妄议朝政”的危险。因为他紧接着便写道： “然则夫子之教，非以责人，实以责己。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为政者苟能反躬自省，以恭、敬、惠、义四者为镜，日夕惕励，则民庶几有瘳乎？”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：孔子的教导不是用来指责别人的，而是用来要求自己的。 君子遇到问题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小人才会一味指责他人。 如果当官的人能够反躬自省，用这四个字当镜子，每天提醒自己，那么百姓或许还有救。 这样一来，整篇文章的思想内核就清晰了——它不是一篇简单的“颂圣”文章，也不是一篇激进的“骂世”文章，而是一篇带着深刻忧患意识的“谏世”文章。 它承认孔子的教导是真理，但也尖锐地指出，当下的官员们已经完全背离了这个真理。 它没有直接攻击皇帝，但“以君父为货利之阶”这句话，实际上是在暗示：那些文官表面上对皇帝恭敬，实际上不过是在利用皇帝谋取私利。 这个思想内核，与周道衡讲学时的那股“撕开遮羞布”的劲头，如出一辙。 李易写完这篇文章时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他放下笔，揉了揉发酸的手腕，将试卷小心地收好，压在砚台下面。 号舍里没有灯——蜡烛需要自己带，而他只带了两根，得省着用。 他从考篮里摸出一块干粮，掰成小块，慢慢地嚼着。 干粮是粗面做的，硬得像石头，但此刻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 隔壁号舍传来一声压抑的叹息，随即是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。 再远一些的地方，有人在低声念诵，声音含糊不清，像是在反复推敲某个字句。 整座贡院沉浸在一片凝重的寂静之中，只有偶尔传来的更鼓声，提醒着时间的流逝。 第一场考试的三日，在紧张与煎熬中过去了。 李易将四书题三道、经义题四道全部答完，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和修改。 他没有刻意追求辞藻的华丽——那种堆砌典故、卖弄文采的文章，在乡试中往往不得好评。 真正的考官，看重的是文章的“理”——也就是思想的深度和逻辑的严密。 他自认这几篇文章写得还算满意。 尤其是那道“其行己也恭”的题目，他将周道衡讲学中的许多观点化用进去，既没有过于直白地暴露自己的立场，又让文章有了一种沉甸甸的现实关怀。 这种关怀，在满纸“代圣贤立言”的科举文章中，是极为罕见的。 第二场考试紧接着开始。 这一场考的是论一道、判五条、诏诰表内科一道。 相比于第一场的“经义”，这一场更侧重于考生的实际行政能力——论考察的是对时政的看法。 判考察的是对法律条文的掌握，诏诰表考察的是公文写作能力。 论的题目是：“论盐铁之利与民争利之害。”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。 盐铁专卖，是大乾朝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。 朝廷将盐铁的经营权收归国有，垄断价格，以此获取巨额的利润。 但这项政策从诞生之日起，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——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“与民争利”的政策，朝廷赚的每一文钱，都是从百姓的口袋里掏出来的。 李易看到这个题目时，心中微微一动。 出这道题的人，要么是一个极度迂腐的书呆子，要么是一个别有深意的明白人。 因为这道题表面上是在讨论盐铁政策，实际上是在拷问整个朝廷的财政伦理——国家和百姓之间，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 他没有犹豫太久，提笔便写。 他先引述了《管子》中“利出于一孔”的论述，说明盐铁专卖的理论来源。 又引述了汉代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与大夫的辩论，指出这项政策自古以来便争议不断。 然后，他将笔锋一转，开始分析当下的现实： “今之盐铁，其利十倍于古。官鬻之价，高于私贩数倍，而盐质之劣，又远逊于私。百姓不得不食，不得不铁，故虽明知其害，亦只能仰受其剥削。 朝廷以此充边饷、备灾荒，固有其不得已之处。然利之所在，奸宄丛生。私贩横行，官商勾结，上下其手，中饱私囊。朝廷所得者十之三四，而官吏所蠹者十之六七。名为国利，实为民害。” 这一段写得极为犀利。 他不仅指出了盐铁专卖对百姓的剥削，更揭露了其中的腐败——朝廷名义上赚了钱，实际上大部分利润都被官吏贪污了，真正落入国库的不过十之三四。 但他同样没有让文章停留在“批判”的层面。他接着写道： “夫利者，天下之公器，非一人之私物也。朝廷欲富国强兵，不可无利；然取利之道，当以不伤民为本。 盐铁之利，与其使官吏中饱，不若稍弛其禁，许民间经营，而朝廷收其税。如此，则民得实惠，国不失利，而贪蠹之弊亦可稍减。此所谓两利之法也。” 这段话的核心思想是：与其让朝廷垄断经营、官吏趁机贪污，不如放开一部分管制，允许民间经营，朝廷只收取税收。 这样百姓得到了实惠，朝廷也没有损失财政收入，税收代替了垄断利润，而贪污的空间也被压缩了。 这是一个典型的“自由经济”思路，放在大乾朝的语境下，几乎是一种颠覆性的主张。 但李易将其包装在“轻徭薄赋”“与民休息”的传统话语之中，让它看上去不那么激进。 判五条考的是对《大乾律》的掌握。 李易前世虽然没有系统学过中国古代法律，但这半年来他将《大乾律》通读了三遍。 重要条款几乎都能背诵。五条判词他答得中规中矩，虽然没有太多亮点，但胜在准确无误。 诏诰表内科，他选了一道“拟汉帝求贤诏”。 这个题目对他来说简直是送分题——他前世在机关里写了无数公文，对这种官方文书的格式和语气再熟悉不过。 他模仿汉代诏书的古朴文风，写了一道洋洋洒洒的求贤诏。 既有“盖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”的名句引用，又有“朕之不德，无以至此”的自我检讨，格式规范，文辞典雅，堪称范文。 第二场考试结束时，李易明显感觉到周围考生的状态比第一场结束时更加疲惫。 有人面色灰败，有人双眼通红，还有一个考生在交卷时突然晕倒，被吏员抬了出去。 据说是三天只睡了不到六个时辰，身体扛不住了。 李易倒是还好。 他前世习惯了高强度的工作节奏，这几天的考试虽然辛苦，但对他来说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。 他抓紧时间睡了一觉，养精蓄锐，准备迎接第三场考试。 第三场考试，考的是策问五道。 策问，是乡试中最具“现实意义”的部分。 考官提出五个关于时政的问题，要求考生作答。 这些问题往往涉及当下的国计民生、边疆防务、吏治整顿等重大议题。 考察的是考生对现实政治的了解和思考能力。 今年的五道策问，涉及漕运、边防、吏治、农政、教化五个方面。 每一道题都不好答——如果没有对现实政治的深入了解，单凭书本上的死知识，根本写不出像样的答案。 李易逐一看完五道题目，心中大致有了数。他将注意力放在了第五道策问上。 这道题问的是“蜀中教化之道”，即如何在巴蜀地区推行教化、移风易俗。 这是一个与他的切身经历密切相关的问题。 他自小生活在龙门镇。 亲眼看到了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。 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，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障，又谈何教化？ 他写道： “夫教化者，非空言也。民有恒产，而后有恒心；有恒心，而后知礼义。今蜀中百姓，终岁勤苦，而不得一饱。稚子有冻馁之虞，老者无棺椁之备。方是时也，而欲以诗书礼乐化之，譬犹驱饥民而谈钟鼎，对饿殍而论俎豆，不亦迂乎？” 这段话的意思很直白：教化不是空谈。 百姓有了固定的财产，才会有固定的道德观念；有了固定的道德观念，才会懂得礼义廉耻。现在蜀中的百姓，一年到头辛勤劳作，却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。 小孩子担心受冻挨饿，老人死了连棺材都买不起。在这个时候，你想用诗书礼乐去教化他们，就像是在饥民面前谈论钟鼎，对着饿死的人谈论祭祀，这不是太迂腐了吗？ 他接着提出了自己的主张： “故为政者欲兴教化，必先使民有以养。薄赋敛、省徭役、劝农桑、兴水利，使民衣食足而仓廪实。然后设学校、明礼义、正人心、厚风俗。此所谓先富后教，循序而进也。” “先富后教”——这是《论语》中孔子提出的思想。 李易将其化用在这里，既符合儒家经典，又切中了蜀中的现实问题。 他的主张是：先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，再谈教化。如果连饭都吃不饱，教化就是一句空话。 这个思想内核，在二十一世纪看来是常识，但在大乾朝的科举考场上，却是一种极为大胆的“现实主义”立场。 因为传统的科举文章，往往倾向于将“教化”视为一种独立于物质条件之外的东西——仿佛只要皇帝圣明、官员清廉、百姓听话，天下就能大治。 李易的文章，从根本上打破了这种幻想。 他写完五道策问时，第三场考试也接近了尾声。 最后一项，是诗词题。 乡试中也考诗赋，但比重不大，通常放在每场考试的末尾，作为“余兴”项目。 今年的诗词题有三道，考生任选其一作答： 其一，以“秋日赴阙”为题，作五言律诗一首。 其二，以“锦江夜泊”为题，作七言绝句一首。 其三，以“咏史”为题，作古风一首，不限韵。 李易扫了一眼三道题目，几乎没有犹豫，便选了第三道——咏史。 不是因为他不会写律诗绝句，而是因为他觉得，在这种场合下，一首有分量的咏史诗，比任何山水景物诗都更能打动人。 咏史，咏什么历史呢？ 他想了想，决定咏蜀汉。 蜀汉是巴蜀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，也是最能激起蜀人情感共鸣的题材。 诸葛亮、刘备、关羽、张飞——这些名字在巴蜀大地家喻户晓，他们的故事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血液之中。 但李易不想写一首普通的咏史诗。 那种“丞相祠堂何处寻”式的感怀，虽然动人，却太常见了。 他想写一首更有深度的诗，一首能在咏史的外壳下，包裹进他对这个时代的思考的诗。 他想到了一个人。 杜甫。 诗圣杜甫，一生颠沛流离，却在成都度过了他生命中相对安稳的几年。 他在浣花溪畔建了草堂，写下了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”的欣喜，也写下了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悲悯。 杜甫的诗，从来不只是对个人命运的感怀，更是对整个时代的审视与批判。 李易决定“借用”杜甫的一首诗。 不是《春夜喜雨》，也不是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——这两首固然是千古名篇，但与“咏史”的主题不太契合。 他选的是杜甫晚年写的一首咏怀古迹之作，这首诗虽然不如前两首那么家喻户晓，但在艺术成就和思想深度上，丝毫不逊色。 他提笔，在试卷上工工整整地写下： 《咏怀古迹·蜀相》 丞相祠堂何处寻，锦官城外柏森森。 映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。 三顾频烦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 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 写完之后，他又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确认没有错字，才轻轻放下笔。 这首诗，在后世被誉为“咏诸葛亮诗第一”。它的伟大之处，不仅在于对诸葛亮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精神的礼赞。 更在于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这一句中蕴含的千古遗憾——那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。 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，穿透了千年的时光，依然能让人热泪盈眶。 李易选择这首诗，不只是因为它写得好，更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他这几篇文章的思想内核。 对现实的清醒认知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，以及在认清现实之后依然不放弃努力的勇气。 周道衡想要在年轻读书人心中埋下的那颗种子，不就是这个东西吗？ 他放下笔，靠在号舍的墙壁上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 三场考试，九天八夜，终于结束了。 九天后，贡院的大门缓缓打开。 生员们鱼贯而出，有人喜形于色，有人面如死灰，有人神色木然，有人一出大门便蹲在地上放声大哭。 送考的亲朋们蜂拥而上，有的搀扶，有的递水，有的拍肩安慰，有的默默无言地接过考篮。 那个在考场外抱着孩子等了三天的年轻妇人，终于在人群中找到了自己的丈夫。 那是一个瘦削的年轻人，面色苍白，眼眶深陷，走路的步子都有些虚浮。但他看到妻子和孩子的那一刻，脸上露出了一个疲惫却温柔的笑容。 “考得怎么样？” 妇人小心翼翼地问。 “尽人事，听天命吧。” 年轻人接过孩子，亲了亲他的脸蛋，道：“不管中不中，先回去好好吃一顿饭。” 妇人点点头，眼眶却红了。 李易提着考篮走出贡院时，秋日的阳光正好照在他的脸上。 他眯了眯眼，深深地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——带着桂花香气的、自由的空气。 他没有急着回客栈，而是在贡院对面的一个茶棚下坐了下来，要了一碗热茶，慢慢地喝着。 他的目光越过人群，落在贡院正门上方那块“为国求贤”的匾额上。 四篇文章，一首诗。他自认为已经尽了全力。至于结果如何，那就不是他能控制的了。 但他知道，无论中举与否，他都已经在这几场考试中，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思想。 那些文章中的观点——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批判，对底层百姓的同情，对“先富后教”的主张，对盐铁政策的反思。 如果考官有足够的见识和胆量，应该能够从中读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 如果考官读不出来呢？ 那也无妨。 正如周道衡所说，他并不奢求所有年轻人都能顺他的意，他只想找到一两个能够认可他的年轻领袖。 李易放下茶碗，起身离去。 他还要回客栈收拾行囊。 按照周道衡的嘱咐，考完府试就要即刻进京，莫在成都府逗留。 至于为什么，他暂时还想不明白。 但他相信，等到了京城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