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，从来不肯痛快地下。 可它落在杭州西湖的孤山脚下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雪。那雪不是冬日的雪，是梅花的雪——被月光磨薄了的、被霜风冻硬了的、在青石板上凝了又化、化了又凝的雪。她叫林以宁，字亚清，号梅雪。她是钱塘顾玉书的妻子，是清初“蕉园诗社”的发起人之一，是那个时代最不该被遗忘的女诗人。她的诗集叫《梅雪轩诗稿》，她的词集叫《凤箫楼词》。梅雪，是她自己取的名字。梅是她的骨，雪是她的魂。 她生在钱塘林家。林家是杭州的书香门第，世代读书，科第不绝。她的父亲林某是明末的秀才，入清后不仕，以布衣终老。她从小在父亲的膝下读书，三岁识字，五岁能诗，七岁能文，九岁能画。她的诗写得早，也写得好，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，对来访的客人说：“你们看，这是我家亚清写的。她才十岁。”客人们读了，啧啧称奇。有人说：“此女将来，必成大器。”有人说：“可惜是个女孩儿，若是个男孩儿，必中进士。”她的父亲听了，只是笑笑。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。他在乎的，是女儿的诗，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，留下来。他教她读《诗经》，读《离骚》，读汉魏六朝诗，读唐诗宋词。他告诉她：“诗不在多，在真。真的诗，不用写太多，一首就够了。” 她记住了。她记了一辈子。可她写的诗，太多了。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。那些诗，藏在她的梅雪轩里，藏在她的凤箫楼中，藏在那些她写了一辈子、却从不给人看的旧稿里。她不给人看，可她自己看。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看到纸都皱了，看到墨都淡了，看到字都花了。那些字，是她用命写的。她舍不得丢。 她十五岁那年，嫁了人。嫁的是同乡的顾玉书。顾玉书，字某，号某，是钱塘的诸生。他工诗词，善书画，尤精篆刻。他懂她的诗，懂她的词，懂她的心。她写了新诗，第一个给他看；他读了，会在诗稿的空白处，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。批语不长，只有几个字——“此句妙绝”，“此字可再酌”，“亚清，你又瘦了”。她的诗里，常常出现“梅”“雪”“月”“灯”“病”“愁”这些字。那些字，不是她故意要写的，是她的生活里，只剩这些了。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。以为那些梅花会一直开着，那些诗会一直写着，那些茶会一直热着，那些灯会一直亮着。可她错了。 顾玉书后来病了。他生在自己的书斋里，积劳成疾，病倒了。她守在床边，握着他的手，他的手冰凉，冰得像冬天的石头。她喂他吃药，他吃不下；她给他喂粥，他咽不下。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，一天一天地衰弱，心如刀割。她请了最好的医生，用了最好的药，可没有用。顾玉书的病太重了，药石无效。 顾玉书临死前，握着她的手，说：“这辈子，最对不起的人是你。你嫁给我，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。”她哭着说：“不要说这种话。我嫁给你，是自愿的。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”顾玉书说：“你的诗，写得真好。我死了，你要继续写。不要停下来。”她点点头，说：“我答应你。我不会停的。” 顾玉书闭上了眼睛，永远地走了。她跪在灵前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她哭着说：“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那些批语怎么办？”可她听不见了。他永远地不回答了。那一年，她大概三十岁。她成了寡妇。她没有再嫁。不是她不想，是她不能。她是顾家的媳妇，是顾玉书的妻子，是顾玉书孩子的母亲。她不能做对不起顾家的事，不能做对不起顾玉书的事。 她把所有的精力，都放在了诗上。诗是她唯一的寄托，也是她唯一的安慰。她在《梅雪轩诗稿》中写道：“百年那得更百年，今日还须爱今日。” “百年那得更百年”——人活一百年，哪能再活一百年。“今日还须爱今日”——所以今天，还要好好爱今天。这首写得太淡了。淡到几乎没有味道。可你多读几遍，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。那种苦，不是黄连的苦，不是苦瓜的苦，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、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。它不刺激，不浓烈，可它一直在，在舌头根上，在喉咙里，在心口窝，怎么咽也咽不下去。她写的是自己，也是天下所有寡妇的命。她的命，从顾玉书死的那天起，就停在了那里。停在梅雪轩的书房里，停在那一叠没有人批的诗稿上，停在那盏再也点不亮的灯里。她活着，可她的人已经死了。她的魂，跟着顾玉书走了。留下的，只是一具会写诗的躯壳。 她把自己关在梅雪轩里，不出门，不见客，不梳妆。她每天做的事，就是整理丈夫的遗稿，抄写丈夫的诗句，一遍一遍地读，读到泪流满面，读到纸都皱了，读到字都花了。她把顾玉书的诗稿编成《顾子遗稿》，亲手抄录，亲手校对，亲手装订。她抄了一遍又一遍，抄到手都肿了，抄到眼睛都花了，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。可她不肯停下来。她怕一停下来，就再也拿不动笔了。她怕拿不动笔，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。 她把剩下的时间，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。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，烧了；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，藏了；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，锁进了箱子里。箱子的钥匙，她挂在脖子上，从不离身。她在《凤箫楼词》中写道：“残灯明灭，孤衾冷落，数尽更筹。旧日诗筒，而今笔砚，都是离愁。” “残灯明灭”——残灯忽明忽暗。“孤衾冷落”——孤衾冷落。“数尽更筹”——她把更漏数了一遍又一遍。“旧日诗筒”——旧日的诗筒。“而今笔砚”——如今的笔砚。“都是离愁”——全都是离愁。这首词是她最疼的一首。她写的不是虚构，是真实。顾玉书死了，诗筒还在，笔砚还在，可那些东西，不再是诗，不再是笔，不再是砚，是离愁。她拿起笔，就想起他；她放下笔，就忘不掉他。她不知道该拿起来，还是该放下。拿起来，疼；放下，更疼。 可她不只是寡妇。她还是诗人。她不仅写诗，还结社。 清初康熙年间，杭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——“蕉园诗社”。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女性诗社。诗社的发起人是顾玉蕊，字某，号某，是杭州的一位女诗人。她召集了同城的几位才女，包括林以宁、柴静仪、钱凤纶、朱柔则、冯又令、毛安芳、李端明等，一共九人，称为“蕉园七子”或“蕉园九子”。她们定期聚会，在西湖边的蕉园里，吟诗作赋，品茗赏画，互相唱和。那是一个属于女子的文学乌托邦。 林以宁是蕉园诗社的核心人物之一。她比顾玉蕊小几岁，可她的诗才，在社中是最出众的。她在《蕉园诗社》中写道：“水榭风廊，竹篱茅舍，聚三五、吟朋于此。扫眉才子，不减少陵诗意。”扫眉才子，是袁枚后来用的词，可她用得比袁枚早。她把那些和她一起写诗的女子，称为“扫眉才子”。她不觉得女子写诗是“不务正业”，不觉得女子结社是“伤风败俗”。她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女子和男子一样，有才，有情，有诗，有梦。她们的梦，不是关在闺阁里的，是飞在西湖边、飞在蕉园里、飞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的。 她在蕉园诗社中，写过一首《九日同诸女伴登高》： “秋色满西湖，登高共酒徒。山光摇碧浪，云影淡红蕖。雁落寒沙远，人归夕照孤。莫言女子事，诗句胜丈夫。” “秋色满西湖”——秋天的景色，布满了西湖。“登高共酒徒”——她和女伴们一起登高饮酒。“山光摇碧浪”——山光摇动着碧绿的波浪。“云影淡红蕖”——云影淡淡地映在红色的荷花上。“雁落寒沙远”——大雁落在寒冷的沙洲上，远了。“人归夕照孤”——人归来了，夕照是孤独的。“莫言女子事”——不要说女子的事。“诗句胜丈夫”——她们的诗句，胜过丈夫。 这首写得豪气冲天。她不是在谦虚，是在宣战。她向那个看不起女子的世界宣战，向那些说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人宣战，向这个关了她几十年的闺阁宣战。她的武器不是刀，不是剑，是诗。诗是她的剑，词是她的盾。她用诗刺破命运的暗，也用词挡住人间的寒。 她在蕉园诗社的日子，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那些女伴们，和她一样，都是被时代困住的人。她们被困在闺阁里，被困在婚姻里，被困在“贤妻良母”的枷锁里。可她们不甘心。她们用诗，把那些枷锁打开了一条缝。缝很小，只够透一口气。可那一口气，是活的，是热的，是她们在这个窒息的世界里，唯一能吸到的氧气。 可蕉园诗社后来散了。不是散了，是散了。顾玉蕊死了，柴静仪嫁了，钱凤纶搬了，冯又令病了。那些曾经一起在蕉园里写诗的女子，一个个地散了，像那场江南的雨，落在湖里，落在山上，落在她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梦里。林以宁一个人，守着她的梅雪轩，守着那卷《凤箫楼词》，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。她在《忆旧》中写道：“记得当年聚首时，蕉园花满凤箫吹。而今人散花零落，只有青山似旧时。” “记得当年聚首时”——她记得当年她们聚在一起的时候。“蕉园花满凤箫吹”——蕉园里花满枝头，凤箫吹奏。“而今人散花零落”——现在人散了，花也零落了。“只有青山似旧时”——只有青山，还像从前一样。 这首写得太淡了。淡到几乎没有味道。可你知道，那淡底下，是她藏了一辈子的浓。她的浓，不是父亲的那种浓，艳得让人不敢直视。她的浓，是藏着的，是压在箱底的，是锁在梅雪轩的诗稿底下的。她不给人看，可她自己看。看一遍，疼一遍。疼一遍，再看一遍。她不是在自虐，她是在确认——确认自己还活着。活着，才能疼；疼着，才能写；写着，才能证明她不是一具行尸走肉。 她晚年，是在梅雪轩里度过的。她一个人，住在杭州的老宅里，守着那些书，那些诗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。她不再写诗了。不是写不动，是不想写了。写诗是需要对手的。她的对手走了，她写给谁看呢？她把顾玉书的遗稿整理成集，亲手抄录，亲手校对，亲手装订。她把剩下的时间，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。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，烧了；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，藏了；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，锁进了箱子里。箱子的钥匙，她挂在脖子上，从不离身。 她活到七十多岁，在一个下雨的夜晚，闭上了眼睛。那年的雨，细细密密地落在杭州的梅雪轩上，落在西湖的蕉园里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。她的《梅雪轩诗稿》和《凤箫楼词》，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。她在自序中写道：“非敢传世，亦以寄吾哀思云尔。” 她没有被人忘记。她的诗，被收录在《国朝闺秀正始集》里，被记载在《全清诗》里，被后人铭记。那些厚厚的、厚厚的、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，有她的名字。不大，不亮，不耀眼，可它在那里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，像一个微弱的烛光，忽明忽暗，可它没有灭。 她在《凤箫楼词》中写过这样一句：“残灯明灭，孤衾冷落，数尽更筹。” 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疼的一句。她的更筹，数了一辈子，没有数完。她的残灯，灭了一辈子，没有亮过。她的孤衾，冷了一辈子，没有暖过。可她不在乎。她在乎的，从来不是灯亮不亮，衾暖不暖，更筹数不数得完。她在乎的，是那些诗，那些词，那些在灯下一笔一划写下的字。那些字，是她的命。她死了，字还在。 江南的雨，从来不肯痛快地下。可她的诗，下得痛快。下在她的梅雪轩里，下在她的凤箫楼中，下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。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，细细密密，绵绵不绝，像她的人，像她的命，像她的诗。她在《梅雪轩诗稿》中写过这样一句：“百年那得更百年，今日还须爱今日。” 她活了一百年，可她没有爱过一百年。她只爱了几十年，剩下的几十年，都是在回忆里过的。回忆不是爱，是爱的灰烬。灰烬是冷的，是轻的，是风一吹就散的。可她的灰烬，没有散。被那场雨打湿了，粘在纸上，粘在字里，粘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。 雨声未歇，花魂未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