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室内，时间仿佛在嬴政那句“吾想，他根本不在乎”的余音中凝固了。 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将嬴政挺立的身影拉得更长，也更显孤绝。 他站在那里，如同一座历经风雨却依旧岿然不动的石碑，上面刻满了开创者决绝的寂寞。 赵凌，这位来自二十一世纪的灵魂，大秦如今的皇帝，此刻心潮的激荡远超在场的任何人。 他呆呆地望着自己的父皇，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。 他是穿越者。 他熟读二十四史，自认对秦始皇的功过是非了然于胸。 他带着后世的上帝视角与复杂情感来到这个时代。 他对华夏祖龙有最高的崇敬，钦佩他统一六合的伟业，惊叹他一系列开创性制度的魄力。 同时也难免受到史书影响，对焚书坑儒等事件抱有严酷、暴虐、文化浩劫的刻板印象。 内心深处，他亦曾认为那是嬴政晚年追求长生受骗后恼羞成怒的泄愤之举，是专制结合下的一步错棋。 为此，他登基以来，潜意识中，甚至不自觉地扮演着某种弥补者的角色。 他重启百家，宽容儒士，设立尚学宫倡导学术交流，心里未尝没有一种拨乱反正，将历史引向更文明、更开放方向的现代优越感。 他以为自己理解那个时代的局限性，以为自己看到了嬴政未能看到的更好的道路。 然而，今日，此时此刻，听着这位事件的当事人，用如此冰冷理性的目光，亲自将“焚书坑儒”层层剥开，他一些的既定认知都被击得粉碎！ 坑杀那四百余人，竟然主要不是泄愤！ 在嬴政的叙述里，没有个人情绪的失控，没有因被骗而迁怒的狼狈。 有的只是帝国机器依据成文律法，对一群被判定为不师今而学古，以古非今、惑乱黔首甚至可能交通不法的犯禁者进行的一场清除。 那些儒生和方士，不再是值得同情的文化殉道者，而是威胁思想统一，动摇统治根基，触犯帝国红线的政治犯与思想犯。 他们的死亡，是维护那个新生大一统帝国思想边防的残酷代价。 而“焚书”，更被提升到了“统一历史记忆、构建国家认同”的骇人高度。 那不是简单的愚民或文化毁灭，而是一项旨在从根源上斩断分裂基因，塑造秦人共同体的工程。 其目标之深远，手段之决绝，思虑之冷酷，让赵凌这个见惯了后世各种意识形态斗争的现代灵魂，都感到脊背发凉。 同时他又不得不承认其内在的有效性与逻辑自洽性。 原来，在父皇自己的认知框架和现实政治考量中，那些在后世看来不可饶恕的暴行，竟是一系列为了维护帝国统一与稳定而不得不采取的决策！ 他并非不懂仁德的名声，而是将帝国的长治久安置于一切道德评价与个人名誉之上。 他为了那个万世之业的理想，他宁愿亲手点燃烈火，背负千秋骂名。 这种认知的颠覆，带来的不是简单的豁然开朗，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迷茫与自我怀疑，如同冰水浇头，让赵凌从某种穿越者的先知幻觉中骤然惊醒。 许久，窗外的光线似乎都暗淡了几分。 学室内依旧寂静，所有人都沉浸在方才那番话带来的震撼中，无人打扰皇帝的失神。 终于，赵凌有些艰难地开口，他第一次出现了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恍惚： “按……先生方才所说，始皇帝陛下两年前焚书坑儒，一切皆是为巩固帝业，统一思想、清除隐患，其虑甚深，其行虽苛，似亦有其……不得已之逻辑。” 他顿了顿，眉头紧锁： “那么，朕自登基以来，所作所为，岂非……与始皇帝陛下之策背道而驰？” “朕下诏，重启被压制的诸子百家，允其著书立说，甚至入朝为官；朕设立这尚学宫，不仅教授法家治国之术，亦容儒家讲仁爱，道家谈无为，墨家言兼爱……” “朕更推行教化，令各郡县广设乡学，以儒生为师，教天下黔首子弟读书习字，识文断句……朕所做这一切，在先生看来，在始皇帝陛下的治国逻辑看来，岂不是在重新散播可能惑乱黔首的思想？” “朕岂不是在培养可能以古非今的读书人？岂不是在动摇大秦以法为教、以吏为师的国本？” 他越说，心中的荒谬感与不安感越强。 从嬴政方才那套冰冷而强大的逻辑出发，他赵凌现在推行的，简直就是一套自毁长城的亡国之策！ 他是在亲手打开潘多拉的魔盒，释放那些曾被始皇帝以铁腕强行关押起来的思想魔鬼。 “难道……朕一直以来的路，走错了？” 这个念头如同毒蛇，骤然噬咬着他的信心。 他引以为傲的、融合了现代视野的仁政与开明，在始皇帝那套基于极端现实主义的统治哲学面前，突然显得如此幼稚、如此理想化，甚至……如此危险。 赵凌竟然陷入了自我质疑当中。 一直静立在他身侧的扶苏，此刻同样眉头深锁，清俊的脸神情复杂。 扶苏的震撼，与赵凌不同。 他并非被颠覆了穿越者的认知，而是被另一种背真相的理解所冲击。 他一直反对焚书坑儒，是基于儒家仁爱思想和对滥杀的道德反感。 但刚才嬴政的剖析，让他第一次真正跳出了单纯的道德评判，看到了事件背后严峻的统治困境。 他理解了父皇的不得已，甚至隐约感受到了那份为了宏大目标而不得不背负骂名的沉重。 如果父皇当年的严酷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必要的，那么如今弟弟赵凌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—— 那些比他自己曾经设想过的仁政更加离经叛道的政策又该如何看待？ 赵凌登基后的举措，在很多方面恰恰是扶苏过去所向往的。 重视文教，宽容士人，甚至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严刑峻法。 但赵凌做得更彻底。 他不仅用儒生，还用墨家、农家、甚至商人。 他不仅讲仁义，更搞出“钱庄”、“商会”、“新式农具”等闻所未闻的东西。 他对待百越、匈奴的策略，也远非单纯的怀柔或征伐，而是充满了令人费解的经济捆绑与文化渗透。 在刚刚被父皇那套强调控制的理论洗礼后，再回头看赵凌的施政，扶苏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强烈的矛盾感。 皇帝的很多做法，在始皇帝的逻辑框架下，确实显得离经叛道，甚至有些天真冒险。 难道，锐意进取的皇帝，真的在走一条与父皇根基相冲突的道路？ 而自己曾经反对父皇，如今却开始理解父皇的不得已，那是否意味着，自己反而更接近正确的治国理念？ 这种认知的翻转，让扶苏心乱如麻。